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李白樂府詩中的女性形象

劉青海

李白學習漢魏詩風，其樂府詩以善于塑造鮮明的人物形象著稱。其中如俠客、謀士、游仙之類的形象，最充分地體現了詩人的個性，歷來為學者所關注。李白在女性形象的塑造方面也具有突出的成就，王安石評論李白“十首九說婦人與酒”（胡仔《苕溪漁隱叢話》前集卷六引《鐘山詩話》），雖然帶有貶義，也說明女性是其詩歌的重要主題。李白塑造了包括思婦、俠女在內的一系列女性形象，其中思婦形象尤值得研究。

詩歌中的思婦形象塑造，具有深厚的傳統。所謂思婦，即思念丈夫的婦女。思婦詩的基本主題，就是抒寫女性對丈夫的相思愁怨。古典詩歌中的思婦形象，一般可以分為征人婦、游子婦和商人婦三種。上述三種類型中，征人婦的形象最早出現。《詩經》和漢樂府中的征夫思婦之辭，是周漢以來國家征丁戍邊的產物。日本《萬葉集》中《防人歌》，也是征夫思鄉戀妻之歌，可見早期詩歌對征夫思婦的表現應是帶有世界性的普遍現象。其次才是游子婦和商人婦。漢末《古詩十九首》中游子婦的出現，和士人游學、游宦以求仕的生活方式密切相關。商人婦的形象，則是隨著晉宋以來長江流域商業的繁榮，以吳聲西曲為主要的表現形式。李白樂府詩思婦形象之所以塑造得成功，是因為他對上述從《詩經》、漢樂府到吳聲西曲的傳統都有汲取，其詩歌中的思婦形象，不僅類型多樣，而且將不同的傳統熔為一爐，推陳出新，創造出膾炙人口的名篇。

李白對征人婦形象的塑造，主要繼承《詩經》和漢樂府的抒情品格，善于選取獨特的細節來彰顯人物的內心世界，自出機杼，神理獨具。如《子夜吳歌》“長安一片月，萬戶搗衣聲”，以月下搗衣之聲為無數征人婦傳寫“何日平胡虜，良人罷遠征”的心聲，而境界之闊大，為古來所未有。《北風行》在“燕山雪花大如席，片片吹落軒轅臺”后，繼以“幽州思婦十二月，停歌罷笑雙蛾摧。倚門望行人，念君長城苦寒良可哀！……箭空在，人今戰死不復回。不忍見此物，焚之已成灰。黃河捧土尚可塞，北風雨雪恨難裁”這樣的驚心動魄之句，寫出一段生離死別之情，其奇偉壯麗，亦非太白不能有。也有受到齊梁文人擬樂府影響、風格較為綺艷的一種。如《烏夜啼》以黃昏烏鴉歸啼于枝頭起興（黃云城邊烏欲棲，歸飛啞啞枝上啼），興起思婦織寒衣、懷遠人的相思：“機中織錦秦川女，碧紗如煙隔窗語。停梭悵然憶遠人，獨宿孤房淚如雨。”此種薄暮懷人、借物抒情之機杼，深得《詩·王風·君子于役》“日之夕矣，羊牛下來。君子于役，如之何勿思”的神理，雖風格有樸質與綺艷之別，而其深于情則一。

李白在塑造征人婦時，常能別具一格。歷來表現征人婦，多突出其情苦，李白《折楊柳》則將自然春色與思婦春情相映帶，寫得旖旎多情。其中“攀條折春色，遠寄龍庭前”兩句，借游子思婦之辭中最典型的折枝寄遠意象（如“攀條折其榮，將以遺所思”），寫思婦對征夫的相思體貼之情，亦為創格。又如《獨不見》“桃今百余尺，花落成枯枝”，用夸張的筆法，將閨怨詩中常見的青春失時之嘆融入傳統的思婦怨中，可謂善變。再如《春思》，采用吳聲歌的雙關手法，表現征人婦對愛情的堅貞。“燕草如碧絲”，“絲”諧“思”，燕草生時，相思方生，如同征夫思歸之心始萌；“秦桑低綠枝”，“枝”諧“知”，秦桑低垂的枝條猶如思婦不為人知的沉沉相思。在民歌中，風吹羅帳，往往興起男女之情。若將結句“春風不相識，何事入羅幃”與“秦桑低綠枝”合看，又暗用《陌上桑》中羅敷拒絕太守引誘的故事，表達了對丈夫愛情的堅貞。所以這一位思婦的形象是鮮明而獨特的。

李白筆下的商人婦形象不多，卻個個出彩。其源應出于吳聲，但在形象塑造上有很大的發展。吳聲西曲篇制短小，對商女的塑造，多寫相思之情，并多剪影式的表現。李白自由取用吳聲西曲的形式、風格與藝術手法，創造出鮮明的藝術形象。如《巴女詞》寫巴女對遠出丈夫的惦念，采用五言四句的形式，寫出巴地特有的風土、生活與情感，是典型的吳聲體，風格也逼肖六朝民歌。《黃葛篇》寫女子采葛縫制暑服寄給遠在日南（今屬越南）的丈夫，寄到時已是秋天。末二句“此物雖過時，是妾手中跡”，寫出夫婦婉孌之情，與《古詩十九首》“此物何足貴，但感別經時”有異曲同工之妙。《江夏行》《長干行》則取法《西洲曲》，衍為長篇，為年輕商婦寫照。《長干行》尤為絕唱，開篇敘孩提時青梅竹馬、兩小無猜之情，接下敘兩人婚姻生活的來歷，逐年敘下，句法本于《古詩為焦仲卿妻作》而變化之。但古詩濃厚，語多怨嘆；而太白此首倩麗，情意纏綿，想象瞿塘風波險惡一段，尤見相思情深。由“一一生綠苔”接“苔深不能掃”，又引出“落葉秋風早”，頂真之妙，雖天然風謠不能過。至“早晚下三巴，預將書報家。相迎不道遠，直至長風沙”則空際傳情，與遠人對語，蓋思念之極，不覺如在目前。吳聲《子夜歌》“想聞歡喚聲，虛應空中諾”，正寫此種情狀。同樣是表現對丈夫久別不歸的思念，《長干行》寫相思之深，《江夏行》則抒久別之怨，如“不如輕薄兒，旦暮長追隨。悔作商人婦，青春長別離”，牢騷之深，轉見相思之苦。《荊州歌》“白帝城邊足風波，瞿塘五月誰敢過”，也表現商婦對丈夫遠涉風波的牽掛與擔憂。但和《長干行》中商婦終日相思不同，這位商婦尚需養蠶繅絲：“繅絲憶君頭緒多，撥谷飛鳴奈妾何。”“絲”和“緒”皆用吳聲最常見的雙關手法，而以布谷之聲傳寫思婦盼歸之心，皆能得吳聲歌之神理。

李白筆下的游子婦形象，與他一生的漫游經歷相關。其對游子婦的塑造，以古意、擬古、自代內贈之作為主，主要的形式是五言古詩，樂府代言之作較少。故其樂府詩中游子婦的形象，不如征人婦、商人婦那樣豐富多樣。但李白畢竟是樂府大家，其樂府詩寫征人婦的代表作，仍對傳統的游子婦形象有所發展。征人衛國戍邊，大義所在，而邊地勞苦，生死難料，歸期不定，所以詩歌中的征人婦，多表現其相思之苦。游子遠行不歸，則主要出于功名之望，有時還會出現心有他屬的情況，所以歷來對游子婦情感的表現相對復雜，以相思為主，時或夾雜猜疑，如《古詩十九首》“浮云蔽白日，游子不顧返”“客行雖云樂，不如早旋歸”，柳惲《江南曲》“不道新知樂，且言行路遠”等。李白《白頭吟》、《久別離》皆敘丈夫負心故事，塑造出忠于愛情卻被丈夫辜負的游子婦形象，其敘事之復雜、情思之婉轉，又遠過古詩。《白頭吟》以雙鴛鴦起興，歌頌堅貞的愛情，發出“寧同萬死碎綺翼，不忍云間兩分張”的高唱，接敘“丈夫好新多異心”的故事，感慨“兩草猶一心，人心不如草”，寫出卓文君的愛情理想。“莫卷龍須席，從他生網絲。且留琥珀枕，或有夢來時”四句，在忠貞剛烈之外，又為其多情寫照。《久別離》以“別來幾春未還家，玉窗五見櫻桃花”發端，以眼前之景觸發相思之情，正是古詩最典型的筆法。“云鬟綠鬢罷梳結”，即《詩·衛風·伯兮》“自伯之東，首如飛蓬”之意，以無心梳洗為相思寫照，乃塑造思婦形象的經典手法。李白更進一步，接以“愁如回飆亂白雪”，將驚聞情變后一夜變白的亂發，比作被狂飆怒卷之白雪，仍用《白頭吟》故事，而意象之奇，則迥出于古詩之上。最后以行云比游子，愿東風吹其西來，然“竟不來”，風吹花落，今春又去，思婦也好，游子之愛也罷，亦如落花萎謝，寂寞無人知。開頭、結尾，皆情、景婉轉相生，正是古詩之法。

總之，李白樂府寫兒女情事，皆從胸臆中流出，縈回曲折，一往情深。其筆下的思婦形象，無論征人婦、商人婦、游子婦，都能在深汲傳統之源的基礎上出之以自家面目。李白在這方面的獨特成就，古往今來，恐未有能出其右者。

來源：《光明日報》 2025年11月17日第13版

作者：劉青海（北京語言大學教授）